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研究方法
刘毅
出于礼制建设的需要，中国古代对于陵墓制度的研究起源很早，在经书和先秦诸子中都有不少关于前代帝王陵墓的记载与讨论，如《易·系辞》、《礼记·檀弓》、《周礼·春官》等。如《周礼·春官》中有“冢人”和“墓大夫”条，这两种官吏分别负责修治“公墓”和“邦墓”，对于排列墓葬位次和等级制度以及相关的祭祀等事项都有明文规定。自先秦以来，礼制方面的研究应该是历代陵墓制度研究的重点所在。有关这方面记载，在历代官私所修纪传体正史中多见于帝王《本纪》、《礼志》等，历代官私所修的《通典》、《会要》、《通志》、《文献通考》、《会典》中亦有著录，现存明清档案中亦有一些这方面的记载。私家记载多散见于礼制类专著和笔记中的有关条目，如汉代蔡邕之《独断》，清代顾炎武之《日知录》、徐乾学之《读礼通考》、赵翼之《陔余丛考》等。
中国古代第二种比较常见的陵墓制度的研究方法是对于古代陵墓的文献著录和方位考订，东汉班固在《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中就记载了西汉末年刘向对于“不封不树”时代一些古帝王陵墓方位的考订意见。此后西晋皇甫谧撰《帝王世纪》、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北宋宋敏求著《长安志》等，其中都有关于古帝王陵墓方位处所的记载。这方面现存的专著主要是明清时期的作品，如明人王在晋的《历代山陵考》、祁光中的《关中陵墓志》，清代则有顾炎武的《昌平山水记》、梁份的《帝陵图说》和朱孔阳的《历代陵寝备考》等。清朝盛世时期，一些地方官员还在考据和调查的基础上在前代帝王陵墓前立碑，镌刻墓主的庙谥陵号，妥加保护。如毕沅巡抚陕西，即为汉唐诸帝陵立碑，其间虽有舛差，但对于古代陵墓的保护则大有裨益。
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研究还有一种方法，即“堪舆术”。“堪舆术”也称“风水术”，“风水”二字源出伪托晋人郭璞所纂之《葬书》：“《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①。风水之论可能肇始于先秦时期，传说秦始皇下令在孔子墓前挖洙水，欲以泄儒家灵气。又《博物志》记载：“汉滕公(夏侯婴)薨，出葬东都门外，公卿送丧，驷马不行，跼地悲鸣，跑蹄下地得石室，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焉。”②据《世说新语》记载，东晋明帝司马绍会“解占冢宅”，曾微服私访郭璞为人所择葬地③。南朝时期，风水术对于陵墓选址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影响，南朝有些陵墓朝无定向，多随山水之宜，应该是这方面的反映。北宋开始，皇陵受堪舆术影响更加明显。风水术虽常为学人所小觑，但它对于皇陵卜选和建置的影响却一直延续到清末。
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近代考古学研究方法的引入和田野考古发掘的正式开始，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的发掘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墓考古发掘的开端，此后，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成为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中最基本的依据。最近五十余年来，历代帝王陵墓的调查和抢救性发掘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陕西西安周围的秦始皇陵和西汉、唐代若干皇陵以及河南巩义北宋皇陵等持续多年的考古调查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帝王陵墓的调查和发掘，是秦汉至元明时期考古工作的重点之一，“半个世纪来的秦汉至宋明时代帝王陵墓考古在社会上和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人们对秦汉以来的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发展史有了较清楚的认识”④。与之相适应，对于古代帝王陵墓研究的着眼点，也从以出土文物为重点，转移到了以陵园结构和陵墓制度本身为重点；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研究正在逐渐从一般墓葬的考古学研究中剥离出来，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
由于涉及典章制度层面的内容比较多，关于古代帝王陵墓的文献记载也比一般墓葬要多，因而必须把田野调查发掘资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比较勘合。只有这样，研究成果才能有可观的深度和广度，才更能发现问题并进一步去解决问题。1925年，国学大师王国维正式提出了用“二重证据法”治史之说。他在《古史新证》(清华研究院讲义)的“总论”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新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证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⑤这是王国维对于“二重证据法”最简单明了的阐释。从《古史新证》的阐释以及王观堂自己的实际应用中可以看出，“二重证据法”的最初提出，主要是指利用出土的甲骨金文等古文字资料研治中国上古史。随着中国考古学不断取得丰硕的成果，“二重证据法”的应用范围也在逐渐扩大，我们可以把“二重证据”的内涵扩充理解为所有古代文献和一切有价值的实物资料，包括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和古器物资料以及各类标本等；而它的适用范围也应该从上古史扩大到整个中国古代史研究和考古学研究领域⑥。随着大量历史文献的不断发现、历代帝王陵墓的调查和发掘不断取得丰硕的成果，今人之研究越来越比前人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
①晋·郭璞(传)：《葬书》内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08册，第1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②晋·张华：《博物志》卷七，“异闻”，《诸子百家丛书》本，影印《四库全书》本，第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③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下卷上“术解第二十”，“郭璞选葬龙角”，排印本，第173页，岳麓书社，1989年。
④刘庆柱：《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第6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⑤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第2-3页，影印北京来熏阁1935年之影印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⑥刘毅：《“二重证据法”与历史学、考古学研究》，载中国史学会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青年学者论坛》，第36-4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中国古代陵墓/刘毅著．—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5